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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冀:从1996年读研究生算起,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18年,而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行政管理,这种弃“管”从“文”的人生经历对于您来说,有着怎样的因缘遇合?李遇春:我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国企技校里教公共课,语文、政治和管理之类的课程都教,万金油一样。当年考研决定弃“管”从“文”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个性和兴趣考虑,正所谓“性之所近”吧,我觉得自己本性趋近于重个体的文学而不是重群体的管理学。说起来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在我家乡那个叫做“先生�”的村庄里一直都很受老辈人的赞许,我是从民间乡村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学传统,如章回小说、历史评书中接受的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我中学阶段常常把零花钱节省下来买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书籍,古典中印象深的有《古文观止》《诗经选注》《千家诗》《桃花扇》之类,现代的最喜欢鲁迅的那些杂文集单行本,买了很多本在同学中传阅,当时对当代文学所知甚少,只对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兴趣,还有那本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是我第一个在班上传阅的,最后那些书总是不知所踪。所以我确实是和文学更有缘分,虽然大学没能念中文,但我心中始终存有文学梦想。当然我也不后悔学管理学,现在回过头看,我觉得当年的行政管理学习还是在我的文学研究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我曾十分迷恋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理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特别注重考察外在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力量对作家的艺术人格和创作心理的深度影响,这就明显是当年在行政管理系学习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给我留下的印痕。张冀:真是成功经验不可复制。据我的了解,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曾获武汉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大约在2004年前后您又抢滩登陆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研究领域,现在可以说是左手当代小说评论、右手旧体诗词研究,这种研究领域的自我拓展或者说是急剧转型,有着怎样的现实契机?您当时是怎么考虑抉择的呢?李遇春:1999-2002年间我跟随业师於可训先生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在此之前的三年我也是师从於先生读硕士,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综合运用我所习得的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理论,对当代西部作家张贤亮的艺术创作心理进行深度解读。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对西方各派精神分析学文艺批评理论和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真是乐此不疲,先生则明察秋毫,他启发我说将来可以继续沿着这个研究方法和角度对革命年代中国作家群体展开整体研究,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由来。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一脉相承,都隐含了我大学时期在行政管理系学习的潜在影响。我从一开始似乎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研究者,我一直在致力于文学的跨界或跨学科研究,但我内心里也有一条底线在坚守,这就是我从事的一定要是文学研究而不是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之类的研究,也就是说我坚持跨界但不失界。我可以跨到其他学科里去寻找理论资源,但那些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最终必须能够服务于我的文学研究,只有文学研究才是我始终坚守的学术地界,这一点我始终是清醒的,至今我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学研究本位。尽管如今很多科班出身的文学研究者都越界跑到泛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领地里去了,但我依旧做着守株待兔式的文学本位研究,而且近些年来这种文学研究本位越来越从文学史和艺术形式演变史的角度时刻吸引着我不能失位或失界。张冀:对,我们跨学科研究始终要保证解决的是文学的问题。李遇春:关于我在10年前转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原因,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慢慢清晰起来的。最初是出于协助於先生编撰《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的需要,我当时自作聪明,在每一年的文学编年末附上知名文学家写于该年度的旧体诗词若干首,颇有以诗存史的意味。先生先是首肯,后囿于体例,忍痛割爱,但建议我专门展开旧体诗词研究,我信而从之。我后来出版《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一书,先生还特意用文言作序。我一直很钦服先生宽阔的文学研究视界,他最初做中国古代文论,后转向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再往后才专治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我从先生那里悟到做学问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最好要有两套或多套笔法,然后寻找其中的内在关联性,这大约就是古人所说的博而能约吧。在工作后选择旧体诗词而不是其他领域作为我新的学术领地,这当然与我从小喜欢古典文学,包括章回小说和诗词歌赋有关,但也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里的传统复兴思潮有关。其实早在1990年代以来,国内就开始盛行“新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思潮,西方当时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比如冯骥才对鲁迅的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郑敏对百年中国新诗的重估和批评,就在当时新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这里面都隐含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但老实说,1990年代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性理论崇拜者,由于一直在校园里研习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故而对古代文学和文论基本上弃之不顾。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前辈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现当代文学只需要从西方视野来观照即可,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视界。况且一个研究新文学的博士如果去学习古代文学和文论,多少会被人目之为落伍守旧云云。这也暴露了我当年的幼稚心理,直到步入而立之年以后,我才真正地理解到所谓“新保守主义”并非绝对的保守,而是追求新旧融合、中西化合的新境界。于是我想借助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这个特殊的学术领地,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加以拆解,借此打通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学术壁垒。张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是一副毒药,我觉着“非此即彼”过于绝对,“亦此亦彼”应该是一种新思路。就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几乎每一位学有所长的学院派学者都会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对中西之争、古今之争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加以特别回应。在西方文论话语狂轰滥炸的现实语境下,您面对鲜活的中国当代小说文本时,又是如何去把握其中的中西、古今维度的?李遇春:我现在坚信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必须在两个维度的交汇处进行,一个是中西维度,一个是古今维度,二者相交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符号矩阵。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于思潮、社团和流派,还是对于作家和作品,都应该将它们纳入这个符号矩阵中加以考察;既要考察其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传承和新变,也要考察其在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所吸纳的西方文学资源,只有这种复合型的研究模式才能适应新世纪以来新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而不能固执于做那种单向度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那种偏执于中西维度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过是学术界的单面人。我知道很多学者其实是反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的,他们坚持认为现代与传统之间不可通约、不可化合,理由是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或话语形态,各自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命题,比如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话语形态,它建基于西方现代性理论体系之上;而古代文学是传统性的文学话语形态,它植根于中国古代儒道释三合一的东方理论体系。这两种文学形态背后的文化理论基础是尖锐对立的,所以二者之间是断裂关系而不是传承关系。张冀:断裂说不靠谱,传统是会借助现代的形式实现突围和重构的……李遇春:问题是,所谓现代性理论本身并非绝对化的真理,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理论话语,现代性中本身就隐含了反现代因子,正所谓新中有旧;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儒道释话语体系中也隐含了现代因子,包括康德和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哲学家和美学家都曾试图借用中国传统话语资源,这就是旧中有新。不仅如此,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许多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中国古典文学印痕,从现代的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老舍、巴金、萧红、张爱玲,到当代的赵树理、孙犁、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莫言、陈忠实、王安忆、王小波、刘震云、格非,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本身就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追寻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个似断实续的文学史链条。可惜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习惯于忽视这样一条中国文学史隐形链条的存在,而仅止于看到现代中国文学对西方近现代文学显性的模仿史和接受史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文学史判断,因为它忽视或抹煞了现代中国作家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努力。西方现代性理论无疑是灰色的,因为中国文学之树常青,我们不能搞现代性理论崇拜而放逐了现代中国文学活生生的艺术实践,我们需要到百年现代中国文学实践去提炼和总结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经验和理论。张冀:还是要回到中国语境、中国问题。近年来,您一直都在倡导并且践行“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新出的《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也花了一些篇幅在谈“形证”“心证”“史证”。毫无疑问,这是您的独家经验或者说是研究心得。记得您有一篇文章曾经说过从主观阐释到客观实证。您能再稍微展开谈一谈吗?让那些暂时还没有看到新书的读者朋友尝个鲜?李遇春:如你所说,这确实是我个人从事文学批评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主要还是经验式的方法论总结,算不上什么原创性的理论。我以前已有专文阐述过这“三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大体而言,“形证”是指文学批评中的艺术形式审美分析环节,“心证”是指文学批评中的精神心理或思想意蕴分析环节,“史证”是指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政治或历史文化分析环节;而这三种文学批评方法或环节实际上是应该三位一体的,不能轻易将其割裂开来,否则就容易导致批评的偏至。比如,如果我们在文学批评中过于倚重“史证”,那将会导致文学批评沦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附庸,这属于典型的外部批评,不过是拿文学做社会学等学科的支撑或证明材料而已。再比如,通常我们在文学批评中比较倚重“心证”,其实这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习惯上以为拿文学给哲学做证明材料比较高明,比较形而上,而拿文学给社会学、政治学之类的做证明材料则比较形而下,不够上档次,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二者不过半斤八两或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但是否全依靠“形证”就能解决文学研究问题呢?我以为也不行。因为我们对一部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分析,最终还是要追问作者采用或创造这种艺术审美形式的缘由,这其中就包含了作者内在的精神心理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历史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在“形证”的同时还需要借助“心证”和“史证”的力量。所以,我近年来一直倡导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就是主张文学批评中应注重“形证”“心证”“史证”相结合,即审美形式分析、精神心理分析和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这是一种“大文学批评观”,它既是对“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形态的回归,也是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多种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融合。实际上我们不难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古今文论中找到各种实证性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加以整合,但这仅仅是一个大文学批评理论构想轮廓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建构或完型实在太难,我个人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摸索阶段。几年前之所以写了一篇《从阐释到实证》的小文谈研究感想,主要是有感于当今中国文学批评或研究中过于浮躁的学术风气,大家都满足于简单地拿西方新潮理论来比附中国文学创作,以为简单地贴上西方理论术语标签就可以万事大吉,这是典型的务虚而不务实,所以迫切需要提倡文学批评中的实学精神加以纠偏或补救。张冀:那旧体诗词研究呢,您又如何贯彻您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您觉着自己是否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您游走在当代小说评论和旧体诗词研究两者之间怎么实现自由转换?李遇春:对于我来说,在贯彻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时候,研究对象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新文学研究还是旧文学研究,无论是小说研究还是诗歌研究,它们都属于文学研究范畴,因此在研究中都需要坚守“形证”“心证”“史证”三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唯一的区别在于,由于小说与诗词的艺术审美形式不同,所以在旧体诗词研究与现当代小说研究中需要把握和贯彻不同的“形证”方法,比如旧体诗词研究的“形证”主要立足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而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形证”则主要是立足于西方现代叙事学理论;至于“心证”和“史证”两个环节则是大抵相同的,不存在诗词研究和小说研究有何根本差异的问题。所以这些年来我基本上能够在当代小说研究和旧体诗词研究两个学术园地之间比较自由地转换,我需要做的仅仅是紧紧抓住旧体诗词和当代小说的各自文体艺术特质而已,其实这两种研究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并非表面上我们想象的那样井水不犯河水、风马牛不相及。我以为,只要我们能在研究中根据各种不同文体的差异来贯彻“三证合一”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原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就能基本克服目前虚浮的批评风气。说起来,所谓“三证合一”仅仅是我最近几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论反思和自觉的产物,其实早在求学期间我就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追求这种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境界了。硕士阶段研究张贤亮小说创作心理的时候,我追求的是把“心证”与“形证”相结合,而有意地淡化了“史证”环节,这多少是一种遗憾。而到博士阶段研究革命年代中国作家的群体创作心理与艺术症候的时候,我又重新捡回了曾经有意丢弃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史证”,从而将“形证”“心证”与“史证”正式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一直承认博士论文是我的第一块真正的学术基石,我后来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是从博士论文那里深发或拓展出来的产物。无论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还是《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其实都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密切相关,不了解的人以为我朝三暮四,打学术游击战,而知我者才明白我一直有着自己执著的学术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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